[美]詹姆斯·索特 | 二十分钟
[美]詹姆斯·索特
这件事发生在卡本代尔附近一个名叫简·瓦雷的女人身上。我在一次聚会上见过她。当时她坐在沙发上，双臂朝两边摊开，一只手拿着酒。我们聊了会儿狗。
她有条老灰狗。她说当初买他是为了救他一命。在赛狗场，无法再赢得比赛的狗不会被继续喂养，它们会被杀掉，有时是三四条一起，扔进卡车后面送去垃圾场。那条狗名叫菲尔。他身体不大灵便，几乎瞎了，但她欣赏他威严的气度。他有时会把腿跷到墙上，几乎跟门把手一样高，但他有张漂亮的脸。
厨房餐台上搁着马具，宽条木地板上有泥巴。她大步走进来，像个穿着破夹克和旧靴子的年轻马夫。她有着所谓的优美骑姿，墙上的奖章绶带层层叠叠犹如羽毛。她父亲过去住在爱尔兰，那里的人们会在周日早晨骑着马进餐厅，主人身着全套骑马装倒在床上死去。她自己的生活也变成了那样。她有点钱，几乎全新的瑞典汽车侧面有些凹痕。她丈夫离开已经一年了。
在卡本代尔四周，河水漫流，变得开阔。有一座蛛网状的栈桥，重新粉刷过很多次，这里的人过去一直开采煤矿。
下午晚些时候，一阵急雨刚刚过去。光线是怪异的银色。从雨中冒出来的车辆开着前灯和雨刷器。停在路肩上的黄色筑路机显得异常鲜亮。
正是下班时间，浇灌大地的雨水在高空中闪着光，山色开始变暗，草地犹如水泽。
她独自骑着马沿山脊向上走。这匹马名叫阜姆，高大，健壮，但不太聪明。他什么都听不见，走路有时还会磕绊。他们一直走到水库，然后折返，朝太阳正在下沉的西边走。他很能跑，这匹马。蹄子重重击打着路面。她的衬衫后襟被风吹得鼓胀起来，马鞍吱吱作响，他粗大的脖颈汗涔涔的，颜色发暗。他们沿着沟渠奔向一道栅栏门—他们总是从那儿跃过去。
在最后一刻，有什么事发生了。就那么一瞬间。可能是腿别到了腿，或者踩到了坑，总之他突然停步了。她从他头顶上飞了出去，好像慢动作似的，他也跟着飞了过来。他倒仰着—她躺在那儿看着他朝她飘过来。他落在了她张开的膝盖上。
就像被车撞了一样。她在惊愕之中，但感觉似乎并未受伤。有一瞬间，她想象自己或许能站起来，掸掉身上的土。
马已经站了起来。他的腿很脏，背上有污泥。在寂静中，她能听到马辔头的叮当声，甚至还有沟渠里的水流。在她周围是连绵的草地和静默。她胃里一阵恶心。那里全都摔烂了—她知道，尽管什么都感觉不到。她知道她还有点时间。二十分钟，人们总这么说。
马用力拉扯着土里的几根草。她用手肘撑起身来，立即感到头晕目眩。“该死的！”她叫道。她几乎大喊起来。“笨蛋！回家！”有人可能会发现马鞍空着。她闭上眼睛，试图思考。不知怎的她无法相信—眼前这一切不是真的。
他们来告诉她普里怀特受了伤的那个早上，就是这样。工头在草场上等着。“她的腿断了。”他说。
“怎么回事？”
他不清楚。“看着像是被踢了。”他猜测。
那匹马躺在一棵树底下。她跪下来抚摩它木板似的鼻子。那双大眼睛似乎正望着别的地方。兽医应该正从凯瑟琳商店开车过来，车后拖着一缕烟尘，但事实上他过了很久才到。他把车停在稍远的地方，一路走了过来。然后他说了她知道他会说的话，他们只得杀掉她。
她躺在那儿想着。白昼已经结束。远处一些房子里灯光亮起来。六点钟的新闻开始了。往下面远远地可以看到皮诺尼斯的干草场，离她更近的地方，大约一百码，停着一辆卡车。那是一个想在那儿盖房子的人的。车下面挡了木块，不能开。一英里左右的范围内还有别的房子。在山脊的另一侧，树林中若隐若现的金属屋顶是沃恩老头的房子，他一度拥有这一片所有土地，现在几乎走不动路了。再往西那座漂亮的褐色泥砖房是比尔·米勒格盖的，他后来不知是破产还是怎么了。他有出色的品位。房子里有西南地区特有的去皮原木天花板和纳瓦霍地毯，每个房间都装了壁炉。有色玻璃窗的视野开阔，可以远眺群山。懂得建造那样一座房子的人懂得所有的事。
她为他办了那次著名的晚宴，难忘的一夜。乌云整日从索普里斯山顶吹下来，然后下起了雪。他们在炉火前交谈。壁炉架上塞满了红酒瓶，客人们都衣着光鲜。屋外大雪纷纷扬扬。她穿着丝绸长裤，头发披散着。酒尽人散，她和他一起站在厨房门口。她身上暖暖的，有点醉意，他呢？
他注视着她放在他上衣翻领边缘的手指。她的心跳得厉害。“你不会让我一个人过夜吧？”她问道。
他有一头金色的头发，小巧的耳朵紧贴着头。“哦……”他开口了。
“怎么？”
“你不知道吗？我是另一种。”
哪一种，她坚持问。太浪费了。道路几乎无法通行，房屋在雪中消失。她开始恳求—她忍不住—然后生气了。丝绸长裤，家具，她讨厌这一切。
早上他的车还在外面。她发现他在厨房做早餐。他在沙发上睡了一夜，用手指梳理略长的头发。他脸颊上有一抹金色的胡楂儿。“亲爱的，睡得好吗？”他问道。
有时候情况正好相反—在萨拉托加的酒吧，理想人选是那个做销售赚了大钱的高个子英国人。她就住在那里吗？他问道。靠近看时，他的眼睛是湿润的，一口纯正的英式口音，“能在这儿见到你这样的人，真是太棒了。”他说。
她还没有决定留下还是离开，她和他喝了一杯。他抽了根烟。
“你没听说过这东西会怎么你吗？”她说。
“没，它们怎么了？”
“它们会让你得癌症。”
“你？”
“贵格派教徒都这么说。”
“你真的是贵格教徒？”
“哦，很久以前了。”
他抓住她的手肘。“你知道我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你。”他说。
她弯起胳膊，挣开他的手。
“我认真的，”他说，“今晚。”
“改天吧。”她告诉他。
“我没有‘改天’了。我老婆明天就来了，我只有今晚。”
“那太糟了。我有每个晚上。”
她没有忘记他，虽然她忘了他的名字。他的衬衫有雅致的蓝色条纹。“哦，该死的。”她突然喊道。是那匹马。他没有走。就在栅栏那边。她开始唤他：“嘿，好孩子。来这里。”她恳求道。他不肯动。
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五分钟过去了，或许更长。哦，上帝，她说，哦，我主啊，哦，上帝我们的天父。她能看见从公路延伸上来的长长一段路，没有铺的路面很暗。也许有人会沿着那条路走上来，不会转弯。这条灾难之路。那天她和丈夫一起开车经过。有件事他一直想告诉她，亨利说，头朝后扭成一个古怪的角度。他在调整他的状态，他说。她的心猛地一跳。他要和玛拉分手。
一阵沉默。
终于她说：“和谁？”
他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。“那个在……建筑师事务所的女孩。她是绘图员。”
“你说分手，是什么意思？”她艰难地说出口。她看着他，就像看一个逃犯。
“你知道这事儿，对吧？你肯定知道。总之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我一直想告诉你的。想把这些事儿了结了。”
“停车，”她说，“别说了，在这儿停车。”
他开车跟在她旁边，想要跟她解释，但她正在捡她能找到的最大的石块，把它们扔向汽车。然后她摇摇晃晃地穿过田野，腿被鼠尾草丛划伤了。
午夜过后，听到他开车回来，她从床上跳起来朝窗外喊：“别过来，别！快滚！”
“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，”她常说，“他们本该是我的朋友。”
有的人失败了，有的人离了婚，有的在拖车里被枪杀，比如道格·波提斯，做采矿生意的，跟一个警察的妻子有一腿。有的，比如她丈夫，搬到了圣巴巴拉，成了晚宴上那种会被临时请来补缺的男人。
天色越来越黑了。帮帮我，来人呐，帮帮我，她不停地重复。会有人来的，一定会有。她尽量让自己别害怕。她想到了她的父亲，他总能用一句话道破人生：“他们把你打趴下，你爬起来。就是这样。”他只承认一种美德。他会听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，说她只是躺在那儿等死。她得想办法回家，哪怕只走上一小段路，哪怕只有几码远。
她用手掌撑着用力往前拖拽着身躯，一边唤着她的马。如果他过来了，或许她可以抓住一只马镫。她试着找到他的位置。在最后一道暮色中，她看到枝叶凋零的杨树，其余都已消失不见。栅栏两边的柱子不见了。草地已经消散。
她想玩个游戏，想象自己不是躺在沟里而是在另一个地方，所有其他的地方，十一街的第一间公寓，在那个餐厅大大的天窗上面，索萨利托的早晨，女服务员来敲门，亨利试着用西班牙语喊，现在别进来，现在别！梳妆台的大理石台面上摆着明信片，还有他们买的东西。在海地的酒店外面，出租车司机倚靠在车上用柔和的声音喊：嘿，白人朋友，想去漂亮的海滩吗？伊博海滩？他们开价一天三十美元，这意味着其实大概只需要五美元。好吧，给他钱，她说。她可以轻而易举就去那些地方，或者去往一个暴雨天，躺在自己的床上看书，狂风裹挟雨水拍打着窗户，狗就伏在她脚边。书桌上摆放着照片：马；她跃马的瞬间；还有一张是她父亲三十岁时在外面吃午餐时拍的，火树餐厅。有一天她给他打了电话—她要结婚了，她说。结婚了，他说，跟谁？他叫亨利·瓦雷，她说。她想补充说，他穿着漂亮的西装，有一双美妙的大手。但她只说，明天。
“明天？”他的声音听上去愈发遥远。“你确定这事儿办对了吗？”
“绝对。”
“上帝保佑你。”他说。
他们就是那年夏天搬来这里的—这是亨利一直生活的地方—买下了麦克雷家那边的一块地。整整一年他们都在修缮房屋，亨利开始做他的景观美化生意。他们有了自己的世界。漫步穿过原野，除了短裤什么都不穿，脚下是温热的土地，在冰冷的深渠里游泳之后皮肤上污泥斑驳，像两个被太阳曝晒到褪色的孩子，但比那好得多，纱门砰地关上，厨房餐桌上散放着各种物件，商品目录，刀子，每样都是新的。秋天的天空是明亮的蔚蓝色，最早的几场风暴正从西边赶来。
现在天已经全黑了，除了山脊的边缘。她还有很多事情打算去做，再去东边看看，拜访某些朋友，去海边住上一年。她不敢相信一切已经结束，她终将被留在这里，躺在这块地上。
突然她开始呼救，疯狂地，脖子上青筋凸起。马在黑暗中抬起头来。她继续喊着。她知道会为此付出代价，她在释放恶魔。最后她停了下来。她能听到沉重的心跳，还有别的声音。哦，天呐，她开始乞求。她躺在那里，听到了第一阵庄严的鼓声，可怕而缓慢。
不管是什么，不管有多糟，我会像父亲那样做，她想。她急忙想象他的样子，当她这样做的时候，有一段长长的东西穿过她的身体，那是铁做的。在那难以置信的一瞬间，她意识到了它的力量，意识到它将带她去哪里，意味着什么。
她的脸湿漉漉的，浑身颤抖。现在时候到了。现在你必须做到，她意识到。她知道有上帝，她希望有。她闭上了眼睛。当她再次睁开眼，已经开始了，完全出乎意料，而且速度如此之快。她看见有个黑黑的东西沿着栅栏移动。那是她的小马，她父亲很久以前给她的那匹，她的小黑马穿过无边的田野，穿过萋萋的草场，回家了。等等，等等我！
她开始尖叫。
灯光沿着沟渠上下晃动。一辆皮卡车沿着高低不平的路面驶来，车上那个男人有时会来这边整修那栋孤零零的房子，还有一个叫弗恩的高中女生，她在高尔夫球场打工。他们关着车窗，转弯过来，前灯从马的近旁扫过，但没看见他。后来，他又在一片静默中折返回来，这次他们看见了，黑暗中那张大而英俊的脸呆呆地注视着他们。
“他装着马鞍呢。”弗恩惊讶地说。
他冷静地站着。他们就是这样找到她的。他们把她放在后座—她浑身松沓，耳朵里有尘土—以八十英里的时速驶入格伦伍德，甚至没有停下来提前打个电话。
正如后来有人说的那样，这不是正确的做法。如果他们走另一条路，沿着那条路往前走大约三英里到鲍勃·兰姆家，情况也许会好些。他是这一带的兽医，但他也许能做点什么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附近最好的医生。
他们会停在路边，车灯大亮，照在白色的农舍上，就像许多个夜晚发生的那样。所有人都认识鲍勃·兰姆。有一百条狗，他自己的也在其中，埋在谷仓后面。
（雷韵 译）
》》上一篇：纳博科夫 | 谈话片断，一九四五